第一百四十一章 天下的运河
《他有一剑》作者：剑仙魏晋 2019-12-02 04:51
天下之形势，视乎山川，山川之绝络，关乎都邑。然不考古今，无以见因革之变。不综源委，无以识形势之全。
余真意觉得，这天下的山川河神，此时都应该在自己的封地，好好为大唐祈福。大战将起，这些人，都应该出一份力。在这龙池之中，他想到了大唐的运河。
山川形胜，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人工运河。
对比起天然存在的河川，经人工开凿的运河，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更为重要。除航运外，运河还用于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甚至可以这样说：社会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先民们不断拓展、连接、导引自然水系并开凿运河交联四海的改造自然的进击史。
水路运输相较于陆路，优势明显：运量大、成本低、损耗小、稳定性高……但天然河川，其航道走向不可能以人类意志为转移，且受地势影响往往走向相似，互相难有勾连。
仅靠天然航道，水路运输的效能十分有限。唯有通过开凿运河，将河川联系起来，才能真正释放水路运输的巨大力量。因此，运河对社会，可以说是“生命线”。
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是今苏州市内的胥河，至今仍轴舻相继，一如往昔。
京杭大运河之前的逾千年里，华夏的先民们已经在华夏大地上开凿了众多区域性运河，它们就像组成一幅宏大拼图的一个个散落的插片，直到历史的那个特殊节点，一一贯通连接，最终汇成这条世界上史上独一无二，隋唐大运河。
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这首诗是白居易暮年，一场中风后，不忍耽误正当妙龄的爱姬樊素，而遣其南归而作。诗中出现的数个地理概念汴水，泗水，瓜州、吴山，正是樊素南归应行路线。
自开封东流至徐州，汇入泗水，经江苏扬州南岸瓜州渡入长江，沿江南运河直下余杭。
这条路线，就是隋炀帝所下令修筑的隋唐大运河。这条大运河的出现，
据《大业杂记》载，仅开通济渠一段，即“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役丁死者十四五”。工程修筑速度在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但这也正是大运河及其主持修筑者隋炀帝最受争议之处。
南北朝乱世之后的统一王朝隋代，仅历文帝、炀帝二主，但父子二人都是开渠达人。
文帝时沿汉槽渠故道，开凿了从长安经潼关入黄河的广通渠，长约三百公里，规模较小；炀帝主导修建的是大运河的主体，从地图上看呈“人”字形。以隋都洛阳为“人”字起点，以通济渠向南连通黄淮，永济渠向北沟通黄河与海河，分别作为“人”字的撇捺，并进一步向南接通邗沟和江南运河，直抵钱塘江畔。
就大运河而言，隋炀帝的贡献值得称颂。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一个常识认知基础上：
隋炀帝所做的贡献更多的是连接，拓宽，贯通自春秋以来几千年年间历代所修建的地区性人工运河与自然河道，并不是完全凭借一己之力修成如此庞大的基础水利工程。大运河事实上是古代数千年来劳动人民共同智慧与辛劳的结晶，这是毋庸置疑的。
为什么是隋炀帝？大运河这样的史诗级工程，为何迟至隋代才出现？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把视野拉远。
从春秋至隋一千多年里，真正大一统的时间，其实只有秦及两汉四百多年的时间；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华夏版图都是分裂割据状态。而完成像大运河这样的全国性水利工程，需要三方面的资源：强大的国家意志、充足的人力规模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必须依托于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才有可能做到。
先前的统一王朝，秦代时间过短，且在始皇帝的时代，首先修筑长城边防与秦直道（这两项工程，其紧迫性及修成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开发中原水利运河工程；其次，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区域性运河还未出现，没有这些基础条件，谈全国层面的运河工程就如同空中楼阁。
两汉时代，受制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不足及南方地区开发程度严重滞后等多种硬性制约，从国家层面也并不具备实力和动力来开发如此规模的工程。因此在两汉多见的，是修建关键位置的核心工程：如长安至潼关的槽渠、重修邗沟以打通江淮水运以及东汉后期曹魏时在华北进行的一系列区域性运河工程等。
历史的重任，就这样历经千年，最终交到了重新完成统一的隋王朝统治者手中，更精确地说，就是交到了隋炀帝的手中。
隋炀帝杨广，在唐代以来的后世史家笔下，无疑是一位亡国毁家、荒淫暴虐的形象。但仅就才学胆识、文才武功、战略眼光来看，隋炀帝并非一无是处。
隋唐统治阶层，均出自西魏关陇军事集团，隋炀帝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
炀帝自幼接受系统严格的文化教育，史载其“少敏慧，美姿仪”。《全隋诗》有其诗文近五十首传世。文词瑰丽气势开阔，有魏武之风，后世文坛对其诗作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
大业十四年，隋炀帝杨广在江都遭宇文化及兵变缢死，不久隋王朝灭亡。后人论及杨广身死国灭，修筑大运河始终被作为其最重要的“罪状”之一。
但仔细想来，炀帝冒着这么大风险修大运河，其中真的没有更深远的考虑吗？
平陈后的十年他坐镇扬州，总领江南事务，淮扬丽人美景阅之无数，江南在这个层面上对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在另一层面上，江南却真的让炀帝“魂牵梦绕”。
那十年给了炀帝第一手的经验，他深刻地了解，江南经过东晋南朝近300年的治理后，富庶繁华已是今非昔比。这也是他登基后修建大运河的工作，选择第一时间开通济渠与山阳渎的关键原因。而在灭陈后的十年间，江南地方门阀势力发动了两次大型叛乱，隋王朝在平叛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合适的运输通道，平叛力量难以及时投送也让炀帝下定决心要打通这条航道。
不过，对于关陇贵族出身，带有“鲜卑化的汉人”独特气质的隋炀帝来说，江南，终究只是天下之一隅；他真正的战略眼光，不局限于华夏版图之内，更在极高的战略高度审视中华版图的四邻。
彼时，突厥正在北部蒙古草原及中亚草原崛起，实力异常强大；东部契丹与朝鲜半岛的势力也正虎视眈眈地窥伺东北广阔的天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高句丽发兵四万进攻辽西；而西面占据今青海甘肃境的吐谷浑部如果不消解，其将与突厥一起切断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通道，其结果是将整个西域剥离出华夏版图。
由此，炀帝制定的战略国策，概括说来四个字：西攻东守。
西攻，包含两个具体方针：修好突厥，消灭吐谷浑，即一拉一打。为什么是与突厥修好？理由很简单：突厥势大，暂时还打不过；打吐谷浑的理由就更简单了，几个柿子数它最软，而且其占据的位置威胁最大，直接趴在河西走廊边，如果不进行消灭，丝路将断绝，国都长安也将永无安枕之日。
东守，属于战略性防御，待西部问题解决后，回头处理东部的契丹与朝鲜半岛势力。
想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规划，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隋王朝要有能力将中原版图潜能全部释放。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可能：修建全国性运河体系，才有能力将帝国的人、财、物集中于一点使用，实现效能最大化。
这就是隋炀帝甫一接班就立即开始大运河工程的本质原因。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运河体系的搭建，使隋王朝的力量如同满弦之箭，炀帝的战略规划开始付诸实施。永济渠、通济渠与山阳渎完工后，炀帝亲征吐谷浑灭其国。并随后耗时半年，历千险亲巡丝绸之路，横穿祁连山脉直至张掖，西域二十七国咸遣使觐见。
史载：“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藩慑服，朝贡相继。”此战，将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境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达昆仑山脉的辽阔土地皆收入囊中，设西海、河源等四郡，归于王治。唐太宗曾就隋炀帝西巡一事对臣下感慨：“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以来不过一两代耳。”
、 而大运河全线贯通后，隋炀帝连续三年三征高句丽。史载其首征云：“大军集于涿郡……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雄师威武，然而这样雄浑的场面，却也暗藏了危机的影子。
要知道，三征高丽是在修建新都洛阳、贯通大运河、修隋直道、开太行山关隘等诸多国家工程进行之际，并“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如此徒耗民力，用兵百万，转战千里的战争竟然连续搞三次，真的是难以想象。《隋书炀帝纪》载当时民众之惨状：“于时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大运河的开通，虽然为隋炀帝实现其既定战略计划打下了基础，但长期的穷尽民力，再加上其试图将中原及江南士族一起纳入统治阶层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侵害到了执政的关陇集团本身的利益。由此，隋炀帝围绕大运
河的所作所为，使他几乎是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失去民心及执政集团的支持，是导致隋王朝在富庶中迅速土崩瓦解的核心所在。
说隋王朝富足并不夸张。隋炀帝大业五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这一纪录直到年后的唐玄宗天宝年间才被超越。经济社会繁盛如北宋，终其一朝人口顶峰也不过于与隋大业年间相仿。
而随着大运河修成，其沿线陆续建起数十座国家粮仓，如黎阳仓、回洛仓、含嘉仓、河阳仓、常平仓、山阳仓等，用于储藏经大运河转运的江淮粮米。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中国古代历史，支持其形成和绵延发展的核心，无外乎四根基柱：郡县制、科举制、长城、大运河。
郡县制保证了华夏版图能够由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进行管理，为国家潜力的有效运用提供制度保障；科举制保证了阶层间一定的流动性，延缓了阶级矛盾过快累积以致出现不可调和的情形；
长城的存在，使北方的军事防御力量能集中于某几个关键节点进行有效防御，而不至于千里设防，散而无力；大运河则是国家大动脉，确保各项资源的高效积聚能力，为应对国家层面任何突发事件提供现实保障。
巧合的是，树立起这四根基柱的那两位帝王，命运竟是如此相似，他们如流星般在历史长夜中划过，却为后世留下了影响千年走向的资产。
隋唐大运河最核心的通济渠段，由于引自黄河水，自隋至南宋的五百多年间，河水携带大量泥沙，鸿沟、汴水、洛水、济水等水道均无数次淤塞泛滥，为保障水路通畅，历代均花费巨量的财富整修此水道。
京杭大运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这条担负着南北交通运输重任的千年漕运水道，以其跨越时空之长、流经地域之广、历史遗存之丰、文化底蕴之厚、价值之珍贵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那么，京杭大运河是怎样兴修起来的，又是如何将隋炀帝乘坐龙舟南巡的御用水道变成商业运输兴旺发达的黄金水道的？大运河的漕运为何成为了朝廷的经济命脉？为了确保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和漕运的安全，历朝历代对大运河的漕运又是怎样组织管理的呢？
黄金水道 历经千年打造。
大运河开凿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期。周敬王三十四年，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准备发兵北上攻打齐国。当时，长江和淮河之间没有水路可通。
为了长途运送军粮，夫差下令征调大批民夫，在蜀冈之上修筑邗城，在蜀冈脚下开凿邗沟，使之成为一条连通长江与淮河的人工水道。对于修筑邗城、开凿邗沟的建设场面，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即“举锸如云”，可见其声势浩大。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的最后一位君主，他被称为开凿大运河的“第一人”。
开凿邗沟成了大运河兴建史上的开端，邗沟全长约两百公里，扬州、淮安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因邗沟的开凿而诞生。此后邗沟一直都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历代王朝漕运的水上要道。邗沟的开凿客观上为当时我国东部地区的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随着南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日益发展，修建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尤其是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
纵观大运河兴建的历史，大规模兴建大运河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在隋朝。隋朝兴建的大运河称为“隋朝大运河”，也称为隋唐大运河。
随后的唐朝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疏浚、修整和治理，保证了水道的畅通无阻和漕运的正常运转。大足元年，即，朝廷在洛阳立德坊南隋唐大运河的洛水河道营建新潭码头，“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
有关史料上说，当时洛水河道上“槽船往来，千里不绝”“大船万艘，转漕相过”“航运贸易遍于三江五湖”“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从此，洛阳成了当时隋唐大运河沿线最大的港埠和全国水上交通运输的中心枢纽。各种商品物资通过隋唐大运河可以从洛阳东达于海、西至关陇、南下苏杭、北上幽燕。不仅如此，以洛阳为东端起点的水上“丝绸之路”，可以通达东南亚、南亚、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
帆影蔽日，桅樯如林，船来货往，络绎不绝。当时，洛阳已成为天下最大的物流园区和商品货物集散地，同时也是进出口货物的中转站
朝廷派出有关人员在汴口考察后认为，“退滩高阔，可凿为渠，引洛入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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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真意觉得，这天下的山川河神，此时都应该在自己的封地，好好为大唐祈福。大战将起，这些人，都应该出一份力。在这龙池之中，他想到了大唐的运河。
山川形胜，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人工运河。
对比起天然存在的河川，经人工开凿的运河，对于人类生产生活的作用更为重要。除航运外，运河还用于灌溉、分洪、排涝、给水等。甚至可以这样说：社会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先民们不断拓展、连接、导引自然水系并开凿运河交联四海的改造自然的进击史。
水路运输相较于陆路，优势明显：运量大、成本低、损耗小、稳定性高……但天然河川，其航道走向不可能以人类意志为转移，且受地势影响往往走向相似，互相难有勾连。
仅靠天然航道，水路运输的效能十分有限。唯有通过开凿运河，将河川联系起来，才能真正释放水路运输的巨大力量。因此，运河对社会，可以说是“生命线”。
现存最古老的人工运河，是今苏州市内的胥河，至今仍轴舻相继，一如往昔。
京杭大运河之前的逾千年里，华夏的先民们已经在华夏大地上开凿了众多区域性运河，它们就像组成一幅宏大拼图的一个个散落的插片，直到历史的那个特殊节点，一一贯通连接，最终汇成这条世界上史上独一无二，隋唐大运河。
诗人白居易有一首《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
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这首诗是白居易暮年，一场中风后，不忍耽误正当妙龄的爱姬樊素，而遣其南归而作。诗中出现的数个地理概念汴水，泗水，瓜州、吴山，正是樊素南归应行路线。
自开封东流至徐州，汇入泗水，经江苏扬州南岸瓜州渡入长江，沿江南运河直下余杭。
这条路线，就是隋炀帝所下令修筑的隋唐大运河。这条大运河的出现，
据《大业杂记》载，仅开通济渠一段，即“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役丁死者十四五”。工程修筑速度在人类史上都是空前绝后的。但这也正是大运河及其主持修筑者隋炀帝最受争议之处。
南北朝乱世之后的统一王朝隋代，仅历文帝、炀帝二主，但父子二人都是开渠达人。
文帝时沿汉槽渠故道，开凿了从长安经潼关入黄河的广通渠，长约三百公里，规模较小；炀帝主导修建的是大运河的主体，从地图上看呈“人”字形。以隋都洛阳为“人”字起点，以通济渠向南连通黄淮，永济渠向北沟通黄河与海河，分别作为“人”字的撇捺，并进一步向南接通邗沟和江南运河，直抵钱塘江畔。
就大运河而言，隋炀帝的贡献值得称颂。但是，这必须建立在一个常识认知基础上：
隋炀帝所做的贡献更多的是连接，拓宽，贯通自春秋以来几千年年间历代所修建的地区性人工运河与自然河道，并不是完全凭借一己之力修成如此庞大的基础水利工程。大运河事实上是古代数千年来劳动人民共同智慧与辛劳的结晶，这是毋庸置疑的。
为什么是隋炀帝？大运河这样的史诗级工程，为何迟至隋代才出现？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把视野拉远。
从春秋至隋一千多年里，真正大一统的时间，其实只有秦及两汉四百多年的时间；其余三分之二的时间，华夏版图都是分裂割据状态。而完成像大运河这样的全国性水利工程，需要三方面的资源：强大的国家意志、充足的人力规模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因此必须依托于一个强大统一的王朝才有可能做到。
先前的统一王朝，秦代时间过短，且在始皇帝的时代，首先修筑长城边防与秦直道（这两项工程，其紧迫性及修成所带来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开发中原水利运河工程；其次，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区域性运河还未出现，没有这些基础条件，谈全国层面的运河工程就如同空中楼阁。
两汉时代，受制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不足及南方地区开发程度严重滞后等多种硬性制约，从国家层面也并不具备实力和动力来开发如此规模的工程。因此在两汉多见的，是修建关键位置的核心工程：如长安至潼关的槽渠、重修邗沟以打通江淮水运以及东汉后期曹魏时在华北进行的一系列区域性运河工程等。
历史的重任，就这样历经千年，最终交到了重新完成统一的隋王朝统治者手中，更精确地说，就是交到了隋炀帝的手中。
隋炀帝杨广，在唐代以来的后世史家笔下，无疑是一位亡国毁家、荒淫暴虐的形象。但仅就才学胆识、文才武功、战略眼光来看，隋炀帝并非一无是处。
隋唐统治阶层，均出自西魏关陇军事集团，隋炀帝与唐高祖李渊是表兄弟。
炀帝自幼接受系统严格的文化教育，史载其“少敏慧，美姿仪”。《全隋诗》有其诗文近五十首传世。文词瑰丽气势开阔，有魏武之风，后世文坛对其诗作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
大业十四年，隋炀帝杨广在江都遭宇文化及兵变缢死，不久隋王朝灭亡。后人论及杨广身死国灭，修筑大运河始终被作为其最重要的“罪状”之一。
但仔细想来，炀帝冒着这么大风险修大运河，其中真的没有更深远的考虑吗？
平陈后的十年他坐镇扬州，总领江南事务，淮扬丽人美景阅之无数，江南在这个层面上对他并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但在另一层面上，江南却真的让炀帝“魂牵梦绕”。
那十年给了炀帝第一手的经验，他深刻地了解，江南经过东晋南朝近300年的治理后，富庶繁华已是今非昔比。这也是他登基后修建大运河的工作，选择第一时间开通济渠与山阳渎的关键原因。而在灭陈后的十年间，江南地方门阀势力发动了两次大型叛乱，隋王朝在平叛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合适的运输通道，平叛力量难以及时投送也让炀帝下定决心要打通这条航道。
不过，对于关陇贵族出身，带有“鲜卑化的汉人”独特气质的隋炀帝来说，江南，终究只是天下之一隅；他真正的战略眼光，不局限于华夏版图之内，更在极高的战略高度审视中华版图的四邻。
彼时，突厥正在北部蒙古草原及中亚草原崛起，实力异常强大；东部契丹与朝鲜半岛的势力也正虎视眈眈地窥伺东北广阔的天地，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高句丽发兵四万进攻辽西；而西面占据今青海甘肃境的吐谷浑部如果不消解，其将与突厥一起切断河西走廊丝绸之路通道，其结果是将整个西域剥离出华夏版图。
由此，炀帝制定的战略国策，概括说来四个字：西攻东守。
西攻，包含两个具体方针：修好突厥，消灭吐谷浑，即一拉一打。为什么是与突厥修好？理由很简单：突厥势大，暂时还打不过；打吐谷浑的理由就更简单了，几个柿子数它最软，而且其占据的位置威胁最大，直接趴在河西走廊边，如果不进行消灭，丝路将断绝，国都长安也将永无安枕之日。
东守，属于战略性防御，待西部问题解决后，回头处理东部的契丹与朝鲜半岛势力。
想要实现这样的战略规划，必须建立在一个基础上：隋王朝要有能力将中原版图潜能全部释放。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要做到这一点只有一种可能：修建全国性运河体系，才有能力将帝国的人、财、物集中于一点使用，实现效能最大化。
这就是隋炀帝甫一接班就立即开始大运河工程的本质原因。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运河体系的搭建，使隋王朝的力量如同满弦之箭，炀帝的战略规划开始付诸实施。永济渠、通济渠与山阳渎完工后，炀帝亲征吐谷浑灭其国。并随后耗时半年，历千险亲巡丝绸之路，横穿祁连山脉直至张掖，西域二十七国咸遣使觐见。
史载：“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每岁委输巨亿万计，诸藩慑服，朝贡相继。”此战，将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境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达昆仑山脉的辽阔土地皆收入囊中，设西海、河源等四郡，归于王治。唐太宗曾就隋炀帝西巡一事对臣下感慨：“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以来不过一两代耳。”
、 而大运河全线贯通后，隋炀帝连续三年三征高句丽。史载其首征云：“大军集于涿郡……总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雄师威武，然而这样雄浑的场面，却也暗藏了危机的影子。
要知道，三征高丽是在修建新都洛阳、贯通大运河、修隋直道、开太行山关隘等诸多国家工程进行之际，并“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如此徒耗民力，用兵百万，转战千里的战争竟然连续搞三次，真的是难以想象。《隋书炀帝纪》载当时民众之惨状：“于时辽东战士及馈运者填咽于道，昼夜不绝，苦役者始为群盗。”
“成也运河，败也运河”。
大运河的开通，虽然为隋炀帝实现其既定战略计划打下了基础，但长期的穷尽民力，再加上其试图将中原及江南士族一起纳入统治阶层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侵害到了执政的关陇集团本身的利益。由此，隋炀帝围绕大运
河的所作所为，使他几乎是站在了所有人的对立面。失去民心及执政集团的支持，是导致隋王朝在富庶中迅速土崩瓦解的核心所在。
说隋王朝富足并不夸张。隋炀帝大业五年，有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有口四千六百零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这一纪录直到年后的唐玄宗天宝年间才被超越。经济社会繁盛如北宋，终其一朝人口顶峰也不过于与隋大业年间相仿。
而随着大运河修成，其沿线陆续建起数十座国家粮仓，如黎阳仓、回洛仓、含嘉仓、河阳仓、常平仓、山阳仓等，用于储藏经大运河转运的江淮粮米。自秦汉以来二千余年的中国古代历史，支持其形成和绵延发展的核心，无外乎四根基柱：郡县制、科举制、长城、大运河。
郡县制保证了华夏版图能够由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进行管理，为国家潜力的有效运用提供制度保障；科举制保证了阶层间一定的流动性，延缓了阶级矛盾过快累积以致出现不可调和的情形；
长城的存在，使北方的军事防御力量能集中于某几个关键节点进行有效防御，而不至于千里设防，散而无力；大运河则是国家大动脉，确保各项资源的高效积聚能力，为应对国家层面任何突发事件提供现实保障。
巧合的是，树立起这四根基柱的那两位帝王，命运竟是如此相似，他们如流星般在历史长夜中划过，却为后世留下了影响千年走向的资产。
隋唐大运河最核心的通济渠段，由于引自黄河水，自隋至南宋的五百多年间，河水携带大量泥沙，鸿沟、汴水、洛水、济水等水道均无数次淤塞泛滥，为保障水路通畅，历代均花费巨量的财富整修此水道。
京杭大运河是一条南北走向的人工运河，连接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这条担负着南北交通运输重任的千年漕运水道，以其跨越时空之长、流经地域之广、历史遗存之丰、文化底蕴之厚、价值之珍贵获得了世界的认可。
那么，京杭大运河是怎样兴修起来的，又是如何将隋炀帝乘坐龙舟南巡的御用水道变成商业运输兴旺发达的黄金水道的？大运河的漕运为何成为了朝廷的经济命脉？为了确保京杭大运河的畅通和漕运的安全，历朝历代对大运河的漕运又是怎样组织管理的呢？
黄金水道 历经千年打造。
大运河开凿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时期。周敬王三十四年，即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争霸中原，准备发兵北上攻打齐国。当时，长江和淮河之间没有水路可通。
为了长途运送军粮，夫差下令征调大批民夫，在蜀冈之上修筑邗城，在蜀冈脚下开凿邗沟，使之成为一条连通长江与淮河的人工水道。对于修筑邗城、开凿邗沟的建设场面，史书上用了四个字来形容，即“举锸如云”，可见其声势浩大。夫差是春秋时期吴国的最后一位君主，他被称为开凿大运河的“第一人”。
开凿邗沟成了大运河兴建史上的开端，邗沟全长约两百公里，扬州、淮安两座历史文化名城因邗沟的开凿而诞生。此后邗沟一直都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历代王朝漕运的水上要道。邗沟的开凿客观上为当时我国东部地区的南北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随着南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日益发展，修建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尤其是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和广大民众的强烈愿望。
纵观大运河兴建的历史，大规模兴建大运河一共有两次，第一次在隋朝。隋朝兴建的大运河称为“隋朝大运河”，也称为隋唐大运河。
随后的唐朝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疏浚、修整和治理，保证了水道的畅通无阻和漕运的正常运转。大足元年，即，朝廷在洛阳立德坊南隋唐大运河的洛水河道营建新潭码头，“天下舟船所集，常万余艘，填满河路，商旅贸易，车马填塞”。
有关史料上说，当时洛水河道上“槽船往来，千里不绝”“大船万艘，转漕相过”“航运贸易遍于三江五湖”“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
从此，洛阳成了当时隋唐大运河沿线最大的港埠和全国水上交通运输的中心枢纽。各种商品物资通过隋唐大运河可以从洛阳东达于海、西至关陇、南下苏杭、北上幽燕。不仅如此，以洛阳为东端起点的水上“丝绸之路”，可以通达东南亚、南亚、红海沿岸、东北非和波斯湾诸国。
帆影蔽日，桅樯如林，船来货往，络绎不绝。当时，洛阳已成为天下最大的物流园区和商品货物集散地，同时也是进出口货物的中转站
朝廷派出有关人员在汴口考察后认为，“退滩高阔，可凿为渠，引洛入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