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衣冠今何在——葛洪光
《独臂游侠传》作者：微子木笔 2019-12-10 04:04
引子：不意犹见前朝衣冠
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初一，三十五岁的朝鲜人洪大容（1731-1783）随着朝鲜贺岁使节，照例盛装朝拜，表达朝鲜国王对清朝皇帝的祝贺。仪式完毕之后步出午门，他觉察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戴数珠的官员在目不转睛地观看。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不由心中一动，便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脸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没有回答。据洪大容事后的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
在朝鲜使臣穿着传统的正式衣冠，其实就是前朝被清帝国取而代之的明朝衣冠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京城里的一道异样风景，似乎是奇装异服的他们，常常被人们好奇地围观，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则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看起来，在清帝国生活的人，已经对这种本来属于汉族前朝的衣冠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惊奇。
倒退回去若干年，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次天崩地裂的人，倒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这是被推翻了的明朝衣冠，是汉族的旧时服饰。说起来，改正朔，易服色，对于新政权来说是一种强制民众承认其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可是对于习惯旧王朝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割断历史的痛苦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所以当时他们看到昔日的东邻、旧时的东夷，竟然还可以穿着旧时衣冠堂皇过市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怜，来中国出使的朝鲜人常常记载说，“华人见（我）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但是，时间会磨灭历史记忆，到了洪大容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大清帝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来已经是第四第五代了，仿佛人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满清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一个叫做潘庭筠的汉族文人，看见洪大容“以方冠，著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一、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历史记忆
这是“明朝遗制”？如果真是，在清帝国中心，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清朝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究竟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汉族人并非就应当是中国天经地义的执政者。但是，一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所不甘。中国文献对此记载也许并不算多，可在朝鲜资料里面，却处处可以看见当时汉族人压抑已久的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朝鲜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时，就说汉人凡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嘻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五年以后（1669），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虽然在满清帝国已经官居正七品，也是进士出身，穿了清朝衣服，但是心底里仍然羡慕贵国保留了“汉官威仪”。
衣服的话题始终戳着汉族中国人的心里痛处。所以，他们既关心穿什么衣服，又总避免谈到衣服，心里很尴尬又为难。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使者还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朝鲜衣服倒真的是“中华之制”，而中华穿的倒已经是“蛮夷”服饰了。说到这个话题，汉人只好半是自嘲，半是解嘲，他们说，满清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还有人拿了历史来说事儿，冠冕堂皇地解释说，“一代有一代之衣冠”。
汉族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使得一贯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1712年出使北京的朝鲜人崔德中也知道汉族人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于清帝国“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他们感到既痛心又蔑视。朝鲜人反复说，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仍旧前朝服色：中华惟有遗民？
满清入关，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又强迫汉人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是用满族习惯强迫汉族接受，实际上恰恰背面沿袭了汉族“改正朔、易服色”的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也用同样的传统应对，把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所谓“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同一传统中的新朝和遗民，却持了两种立场势如水火。
毕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权势威逼之下，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于是，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明清易代六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国，曾和一个九十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
同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在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也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传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你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著，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立已经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还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毕竟已经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朝鲜使者的衣冠倒成了唤回汉族人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文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遇到朝鲜使者，就把他们请到内堂，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来穿戴，穿上衣服后，夫妻相对而泣，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说罢故事。两个汉族文人“垂首默然”，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
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明朝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消失，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大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随着时代变迁而泯灭，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种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族群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间，朝鲜人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殿门一开，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使者穿戴乌帽团领，行四拜之礼，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好像“场戏”一样，所谓“场戏”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戏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必须穿着原来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召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汉族文人说，就连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带数珠之制甚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汉族文人却告诉他，你不了解清国之制，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就郑重地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
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剃发的艺人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因为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经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伪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以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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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初一，三十五岁的朝鲜人洪大容（1731-1783）随着朝鲜贺岁使节，照例盛装朝拜，表达朝鲜国王对清朝皇帝的祝贺。仪式完毕之后步出午门，他觉察到似乎有很多好奇的人注视自己，还有两个穿披肩品帽戴数珠的官员在目不转睛地观看。洪大容觉得很诧异，便上前询问：“老爷熟看我们何意？”这两人笑容可掬地回答，“看贵国人物与衣冠。”洪大容不由心中一动，便追问道：“我们衣冠比老爷如何？”两人脸上的笑容似乎凝住似的没有回答。据洪大容事后的记载，这两个人是翰林检讨官，一个叫吴湘，一个叫彭冠。
在朝鲜使臣穿着传统的正式衣冠，其实就是前朝被清帝国取而代之的明朝衣冠来到北京的时候，他们成了京城里的一道异样风景，似乎是奇装异服的他们，常常被人们好奇地围观，不止这两个翰林检讨，另一个姓李的太常寺少卿也曾经来问，“贵处衣服，是遵何代之制？”而另一个叫周应文的读书人则好奇地问，“贵处衣冠可是箕子遗制否？”看起来，在清帝国生活的人，已经对这种本来属于汉族前朝的衣冠不太熟悉了，这使他们不仅陌生，而且惊奇。
倒退回去若干年，经历过明清之际那一次天崩地裂的人，倒是记得这种旧朝衣冠的。这是被推翻了的明朝衣冠，是汉族的旧时服饰。说起来，改正朔，易服色，对于新政权来说是一种强制民众承认其合法性的必要手段，可是对于习惯旧王朝的人来说，被迫改易服色可能是一个割断历史的痛苦过程。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所以当时他们看到昔日的东邻、旧时的东夷，竟然还可以穿着旧时衣冠堂皇过市的时候，常常就有一些自我悲怜，来中国出使的朝鲜人常常记载说，“华人见（我）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
但是，时间会磨灭历史记忆，到了洪大容出使北京的乾隆中期，大清帝国已经建立一百二十年，算起来已经是第四第五代了，仿佛人们也都已经习惯了满清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一个叫做潘庭筠的汉族文人，看见洪大容“以方冠，著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本是明代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一、旧日衣冠：无意中开启的历史记忆
这是“明朝遗制”？如果真是，在清帝国中心，就有些犯了政治忌讳。那么，在清朝中叶，朝鲜使臣穿着前朝衣冠到清帝国来，究竟是否真的会唤起一些关于战争、王朝、族群的历史记忆？
汉族人并非就应当是中国天经地义的执政者。但是，一贯以“华夏”自居的汉族人一旦被原来鄙为“蛮夷”的满族所统治，在心底深处，却始终有所不甘。中国文献对此记载也许并不算多，可在朝鲜资料里面，却处处可以看见当时汉族人压抑已久的耻辱感。康熙三年（1664），朝鲜使者洪命夏到北京时，就说汉人凡见到朝鲜使者，“皆有嘻嘘叹息之色，欲语未语……盖见我衣冠，自不觉其感慨而然也”，这种心情在短期很难平抑，五年以后（1669），辽东一个姓颜的汉人知县，见到朝鲜使者闵鼎重，尽管言语之中颇有忌讳，但也很坦率地说他自己，虽然在满清帝国已经官居正七品，也是进士出身，穿了清朝衣服，但是心底里仍然羡慕贵国保留了“汉官威仪”。
衣服的话题始终戳着汉族中国人的心里痛处。所以，他们既关心穿什么衣服，又总避免谈到衣服，心里很尴尬又为难。一直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有一个姓李的朝鲜使者还说，“每与渠辈（指清国人）语，问其衣服之制，则汉人辄赧然有惭色”。为什么汉人“有惭色”？因为朝鲜衣服倒真的是“中华之制”，而中华穿的倒已经是“蛮夷”服饰了。说到这个话题，汉人只好半是自嘲，半是解嘲，他们说，满清衣冠也有很多好处，“头发尽剃，无梳栉之劳，上下均服，无名分之别，制度简易，执事服役无所相碍”，还有人拿了历史来说事儿，冠冕堂皇地解释说，“一代有一代之衣冠”。
汉族人对“易服色”看得如此轻易，这使得一贯把“易服色，改正朔”看得很重的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1712年出使北京的朝鲜人崔德中也知道汉族人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于清帝国“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他们感到既痛心又蔑视。朝鲜人反复说，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
二、仍旧前朝服色：中华惟有遗民？
满清入关，依照历史惯例建立新的年号，又强迫汉人剃头辫发，虽然看上去是用满族习惯强迫汉族接受，实际上恰恰背面沿袭了汉族“改正朔、易服色”的传统。不过，坚持汉族传统的遗民，在“留发不留头”的威胁下，也用同样的传统应对，把不奉正朔、不易服色、不剃发编辫作为气节的象征，“朝华而冠，夕夷而髡。与丧乃心，宁死乃身”，所谓“保发严夷夏，扶明一死生”，在同一传统中的新朝和遗民，却持了两种立场势如水火。
毕竟大多是普通人，普通人在权势威逼之下，只好服从权力改服剃发。于是，在一片辫发胡服中，穿着大明衣冠的朝鲜使者每次出现，好像都会引起一种故国离黍之思。就在明清易代六十八年后的康熙五十一年（1712），崔德中初到清国，曾和一个九十岁的老僧有一段对话：
余问：甲申之岁，汝年廿一，能记其时乎？答曰：其时出家久矣，岂不明知？问：我等衣冠与明制一样耶？答云：一样尔，第无笠子，只着冠与帽子矣。
同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出使清国，在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也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到了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一个年轻的汉族人传了朝鲜随从的衣服欢喜踊跃，于是就问，你穿这样的衣服高兴吗？回答说，这是我们祖先穿的衣服，怎么会不高兴呢？并且说：“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著，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入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到了乾隆年间，满清王朝建立已经百年，遗民那些象征了汉族正统的衣袍冠发，和他们矢志反清的前朝心情，随着时光流逝已烟消云散。那个时候的知识阶层，早已接受了这种异族政权的现实，只是有时候还想起历史来，稍稍心里还有些赧然和愧疚。毕竟已经是乾隆时代，遗民作为历史象征，刺激的意味已经不再强烈，人们已经渐渐习惯了新朝服装。这时候，朝鲜使者的衣冠倒成了唤回汉族人历史记忆的资源，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文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山海关外的一个知县，遇到朝鲜使者，就把他们请到内堂，向他们借朝鲜的衣冠来穿戴，穿上衣服后，夫妻相对而泣，使得朝鲜使者也黯然泪下。说罢故事。两个汉族文人“垂首默然”，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
有叹息说明有痛楚，有痛楚，这种历史的疮疤就会时时被揭开。虽然明朝遗民随着岁月流逝渐渐消失，雍正、乾隆年间，已经不大有这种离黍之思，没有了离黍之思的人也没有心思再穿明代衣冠。但是，汉族的历史记忆却埋藏得很深，并不随着时代变迁而泯灭，所以，尽管穿这种衣冠的遗民不再出现，可是这些衣冠却在娱乐舞台的戏曲人物中、外国使节的礼仪朝觐服饰中和汉族女性的日常穿着中不断出现，在这种看似边缘的象征物出现时，深藏的族群记忆仍然时时会被撩起。
三、戏台：“演戏之人皆着古衣冠”
先看戏台上的人物。
乾隆年间，朝鲜人李德懋（1741-1793）出使燕京，一天到东安门拜谒大成庙，殿门一开，很多老百姓看见朝鲜使者穿戴乌帽团领，行四拜之礼，就指指点点地说，这好像“场戏”一样，所谓“场戏”就是穿了古代衣服演戏。原来，在当时一般人的记忆中，只有“场戏”中的演戏人才会穿“古衣冠”，衣冠二字上加一个“古”字，说明这种衣冠连同它所携带的历史已经相当遥远。
这也许是高压下的必然。衣冠不仅是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政治承认的象征。在清代官方的正式场合，所有人都必须穿着原来本属于“蛮夷”的衣服，否则就会召来杀身之祸。当时的汉族文人说，就连孔孟程朱再世，也不得不服从这一制度。当时，朝鲜人对于清国官员带数珠之制甚不以为然，说这不是“先王之法服”，但汉族文人却告诉他，你不了解清国之制，可当朝鲜使者故意调侃说，数珠是信仰佛教的东西。汉族文人就郑重地说，“非也，虽程朱处今之世，敢不带耶？”
可是，戏台上偏偏却还穿这种古汉族衣冠。
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没有剃发的艺人王玉、梁七子，他们自称因为是演戏的人，要男扮女装，所以不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以前曾经下令不剃发者斩，并没有允许优伶留发，至今这些人还违背命令，实在是可恶。所以，现在再次警告，如有伪托优伶不剃发的，十天之内速剃，十天以后，如有不剃发，一定重重治罪。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胄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